赵鲲专栏

内心天象

赵鲲 — Tue, 23 Oct 2007 19:43:00 +0800

未及登高已是晚秋
这金色的骄阳
是二十天寒霖后的奇迹
从浅灰到银白到金红
云朵唯叙述而不抒情
而我要说，多么晴湛的高天
你是光芒万丈的空无

书册井然衣物素然
便平添一段喜气
行将仳离的爱，旁人的
又教我起伏于可触的悲剧
这是有限生涯中的寻常末节
暂勿言及那些极爱与极恨吧
转身已是明灭
午后平静，晚上不安
你我皆非静澹人
内心的天象不逊于天空的翻覆

2007-10-22

10月21日，晴呀晴天

赵鲲 — Sun, 21 Oct 2007 20:02:00 +0800

是的，爱是痛苦的。
它就像一只食肉鸟在我们头上盘旋，
它恐吓着我们，
但，爱也是快乐的应许。

——《最后一班地铁》（法国电影）戏中戏台词

今儿个，连续第三天晒被子。

买了个新书架，堆在地上的书都上架喽。满满三架书。喜气。

驴歌——致王粲

赵鲲 — Fri, 19 Oct 2007 22:12:00 +0800

仲宣兄

我是曹子桓

是我让他们各学一声驴鸣

仲宣兄

我深知你的孤独和哀伤

登高楼以凄怆兮

感乱离而沉哀

那是你吗？

邺下风流的健儿

昨日方俦啸匹侣

而今已死生迁化

此刻，树叶在秋风中哗啦啦地响着

乌云在天上无声地走着

此起彼伏的驴鸣声回荡于耳际

这是你平生最爱听的声音

古筝不足写哀兮

胡笳又何当我怀

唯有这高亢颤抖的驴鸣

高了一声，低了一声

近了一声，远了一声

仿佛哭笑不得的魂灵

世人不晓得驴鸣妙境

唯君戚戚于它的至情

诸兄

请再作驴鸣

其声需高亢婉转以遏行云

仲宣兄

我是这驴歌的指挥

九泉之下

请竖起你的耳轮

仔细谛听

这是故人最动人的歌声

2004年6月 2007年10月

10月10日，普通话问题

赵鲲 — Wed, 10 Oct 2007 22:26:00 +0800

一日，某高校教师忽接到上级通知，曰：“翌日，市上领导将莅临我校视察，故要求全体师生务必讲普通话，如在校园中讲方言被当场抓获，则已拿到普通话合格证者，取消其证书；尚未拿到证书者，推迟一年测试。如是毕业生，则休想拿到普通话证矣。”

在苏州

赵鲲 — Tue, 09 Oct 2007 22:26:00 +0800

9月21日，基层学校

赵鲲 — Fri, 21 Sep 2007 23:38:00 +0800

我的学生去实习了。有的集中实习，有的分散实习。分散实习的，几乎都回了县城老家。晚上，Z同学打来电话，说他今天开始上课了，校长就是他的指导老师。他说那所学校的老师都蔫不拉叽的，不精神，有些老师眼睛片上的土都看得很清楚。他时常可以听到老师们的皮鞋尖在学生腿上踢得“嘣、嘣”的声音。他说那里的学生怎么感觉有点迟钝，但是很热情。毕业后，他可能就要在那里当老师了。我说，如果你打算将来到那里工作，现在就好好实习，打好基础。

前几天，也有刚工作的学生打电话来，说感觉不适应。如果按照学校规定的那样子教语文，等于是害学生。

上一周，有学生到我这里来，说暑假里他们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到山区小学去当老师，十天，感触很深。许多学生从没出过山，没见过城市，而在夜间的山头上，其实就可以看见城市璀璨的灯火。很多学生家里只有孩子和老人，父母都打工去了。一个班没有一个学生知道甘肃的首府是兰州，数学、语文都很差。但有的孩子很聪明的，有个小女孩，9岁，秦腔唱得很好，手，那么一指，就唱开了。可她家里，只有奶奶做伴。孩子们最喜欢上副课（中国的名词吧？），最喜欢音乐和美术，但没老师教。他们最快乐的事就是让老师教他们唱歌。那些孩子非常喜欢大学生老师，因为他们不打学生。自从见到他们，孩子们书包里就不装书了，而是背一书包水果到学校来，送给老师。有个学生天天背西瓜来。还有个孩子，有次偷偷把他叫过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只梨，飞快地递给他，然后说：“赶快走！”他是怕别人看见他只拿了一只梨。

我不赞成“新世纪文学”这一提法（摘自书信）

赵鲲 — Fri, 14 Sep 2007 20:27:00 +0800

最近，在《文艺争鸣》上看到有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谈论专辑，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看了一下，这实际还是一个有关现当代文学分期与命名的问题。所谓“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一分法的依据是什么？“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历史框架的好处和弊端又是什么？“20世纪中国文学”比“现当代文学”更含融、更有超越性了，但其下限显然是给自己打了一个死节。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提法，仍然缺乏内在的超越。一个很切近的问题是：2000年以来的文学，我们又该放置到哪一个范畴中去呢？是的，它是属于当代文学，但当代文学内部又有更小范畴的划分，如“新时期文学”，而新时期文学是相对于文革及文革以前的文学而言的，所以“新时期文学”已无力概括2000年以来的文学了，成了历史性的概念。所以，才有学者提出了“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但也有人反对。“新世纪文学”，按照提出者的动机来说，应是指21世纪初期的文学，但在字面上，它又指向整个新世纪，其内涵和外延是不统一的。我对“新世纪文学”这一说法，也持质疑态度。所以，这个问题，要有更好的解决，不只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如何命名的问题，它仍然是关现当代文学的分期问题。我发现，我们对文学阶段的划分，都是以时间单位来划分的，可说是一种“时间模式”。“新世纪文学”，看上去也只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命名。如果，总是这样按照时间类推下去，那我们只能永远处在当下文学分期问题的漩涡里。所以，我想，应该在方法论上下功夫。我们能否不按照时间维度来划分？而是根据其它？国外现代以来的文学是如何分期的呢？我不知道。不根据时间而是根据其它的什么来分期呢？我也不知。我只是想：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思维路向？或者，干脆把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分期做一番总体的考察研究，看能否得出高明的启示。“当代文学”当然是没有下限的，而其上限也无法与古典文学相接，所以我觉得“当代文学”不如“现代文学”的内涵来得广远。当然，恐怕也不能简单地用“现代文学”取代“当代文学”。

看来您对“新世纪文学”概念也是否定的。您说“20世纪中国文学”是着眼于“现代启蒙”，的确如此。那是八十年代提出的概念，彼时正是热情反思五四和启蒙问题的时候。它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一种更深远的眼光。但时过境迁，我们发现“现代启蒙”并未完成，即“20世纪中国文学”提出者所指向的问题没变——“现代启蒙”仍在延续，而“20世纪”却已终结了。所以，“20世纪中国文学”有外延上的局限。您说“当年要破的有两个：一是割裂五四与晚清、神话五四；二是打破文学对政治史编年的依附（1949年），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五四与晚清的割裂，目前好像已经被缝合了（如陈平原和您都很注重这一点）。文学对政治史编年的依附，也正在摆脱。这都是“20世纪中国文学观”的功劳。但即使我们摆脱了对政治史编年的依附，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摆脱“时间模式”。为什么一些很著名的学者会提倡“新世纪文学”？这显然是一种“时间模式”的思维惯性。如您所说，文学史分期，现在还不是时候。目前，我还是觉得“现代文学”概念最好。因为所谓“现代”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它的内核是“现代性”。

9月9日，有关青海湖的诗人

赵鲲 — Sun, 09 Sep 2007 23:59:00 +0800

收到一学生短信，问：“赵老师，您是不是参加了‘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我猜，她可能看到了我博客上青海湖的照片，便这样设想了。便回曰：“没有啊，人家没有邀请我啊，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个叫赵鲲的诗人。我是自己去玩的。”“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这消息我看到过，但没去了解。我想说的是，上月在青海那两天，我的确曾惦记过两位诗人——昌耀和海子。海子曾去过青海和西藏，并写过几首与之相关的诗歌。他好像还从西藏搬回过石头。他有首诗就叫《青海湖》，但并不好。还有首《七月不远——给青海湖，请熄灭我的爱情》，这首诗不错，其中似乎潜含着失恋的泪水。青海湖，那样一片蓝色的苍茫水域，它有青藏高原的高，它有蓝天般的蓝，蓝天有蓝天的寥廓，青海湖有青海湖的辽阔，蓝天有白云的浩荡，青海湖有湖波的浩渺，而且，倘是一片海，又怎会有那覆盖大地的油菜花的相衬相伴？还有，那被缠绕于云际的连绵高山。那是一片纯真纯美的天地。而真与美，又在何种意义何种方式上与诗歌和诗人相关？我不知道。在青海湖边，我其实并不想到诗歌，我只顾贪恋那眼前的美。但一到西宁，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昌耀。我想着：我走过的街路，大约就曾沾染过昌耀的尘埃吧。我没有神话他的意思，我所说的是一颗心灵对另一颗心灵的关切。昌耀和青海的联系，是生命性、本质性的，没有青海，就没有昌耀诗歌中那最动人的部分。我至今认为，昌耀是写出了大西北的生命气息的最好的一位诗人。然而，跟海子一样，这位青海湖的歌者，也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了这让他难以言喻的世界。愿“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成为很好的诗歌节。

9月6日，读剧本

赵鲲 — Thu, 06 Sep 2007 18:26:00 +0800

午后，读毕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老莎的戏剧当然没得说，虽然我嫌他的语言有点浮肿，什么意思都要撒开了说个够，而且嵌上了一串又一串似乎没完没了的比喻的珍珠，但我想，这大约是彼时的风气。现代文学似乎不作兴铺排了。吴兴华的翻译，感觉上是很好的。可惜他论《亨利四世》的文章还是中了点阶级论的魔，作为史剧，从阶级的角度来分析，未必没有根据，但亦不能放大，且将艺术评析挤兑了去。大约此文写于解放后，总难逃意识形态魔障。就才华而言，吴兴华确有成为大学者的资质，他在燕京大学的英籍导师谢迪克曾说吴是他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位，足以和他后来的学生哈罗德·布鲁姆匹敌。可惜吴兴华早被文革摧残，著述稀少。但，即令其安然无恙，他的成就会匹敌哈罗德·布鲁姆吗？论才华，此二人或许真堪伯仲，但吴所处的国度——中国，却天然地会截短其才华所能抵达的里程。当然，我所指的是特定时代的国度。

之后，又一口气读了田汉的《获虎之夜》、《苏州夜话》、《名优之死》和《南归》。怎么说呢——有负我望。

黄色花朵

赵鲲 — Sun, 26 Aug 2007 23:14:00 +0800

无需花房的精心培育
不是居室的清雅点缀
只需一片开阔的土地
无论南方北方
无论平原山坡

可以远观
在山坡上它像一件件黄色的披风
也可近临
它将你包围于黄色的海面
这迷狂的黄色花朵
正以宁静汹涌的气势
点燃你生命中罕见的情想
这醉倒了麦苗和蜜蜂的花香
透过你心中的流水
让你看到另外的你

这是凡高热爱的黄色
欢乐的长久俯伏
幻觉的刹那飞舞
油菜花
你如此痴狂这般浏亮
一副殉道的模样
你只斩获青春的奔放
土地翻卷
河水倒淌
都不及你的亮烈
只有青海的青
雪峰的白
方得配你的明澈
然而，你的热烈也是不可逼视的
我宁愿从你身边打马经过
然后把目光引向那
天云的蓝白
远山的苍莽

2004年4月，2007年8月

七夕后

赵鲲 — Tue, 21 Aug 2007 22:21:00 +0800

一场暴雨
曾将此地厮打
水深及膝，至今
留下皮肤病般的泥痕
有如冲涤而来拂袖而去的激情

七夕以后
合欢树香消散
石榴红隐逝
教育民工回了老家
店门紧闭
街上的女人摊开着

向西向西，内陆高迥
日月山以西
野鹿豁闪着大眼睛
牦牛肉陪伴银狐皮
有人跳入青海湖
带着深入湖水的闪电
带着刀鞘与花朵的爱情
带着一身蓝色的鱼鳞回了他的家

2007年8月

8月2日，浪子吕代豪

赵鲲 — Thu, 02 Aug 2007 23:23:00 +0800

A面：收到从蔚蓝网订购的五本书：沙莲香《中国社会心理分析》及《中国人素质研究》、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黄仁宇《黄河青山》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近代上海黑社会》缺货。

B面：看从黑帮杀手到基督教牧师的台湾奇人吕代豪（1954年生）的视频，是一个他在深圳的演讲（似乎是05年的），约两个来小时，讲他的人生经历。我素来对高级杀手感兴趣。不过，杀手也只是杀手而已。吕代豪曾为台湾最大的黑社会“竹联帮”的护法，台湾38所监狱，他蹲过14个，并曾经3次越狱，后来为国际杀手，再后来，在一位女大学生的感召下来到了上帝的面前，浪子回头，再后来，发愤力学，拿了美国的教育学博士和神学博士学位，现在北京大学攻读哲学博士。他是马英九的哥们。身为牧师，还接受了***的接见。他自称将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胡锦涛要来听。身为神职人员，跟政治人物如此靠近，我觉得吕代豪这厮野心不小。有人问他如何看待两岸关系，他毫不犹豫地说赞成和平统一，马英九也是如此。这样的人，大陆当然是欢迎的。作为帅哥马英九的哥们，他可能负有代表马英九集团跟大陆搞关系的使命。一个本有可能遗臭万年的人变成了有可能流芳百世的人。吕代豪说他认为既然生而为人，就要活得轰轰烈烈。有时候，宗教是政治的糖衣，或隐身服。我想到了东汉末年五斗米教教主张角。假若将来某天局势大变，我估计吕代豪还会变色，做一回豪雄人物。

7月27日，人配不上山水

赵鲲 — Fri, 27 Jul 2007 20:58:00 +0800

我在陇南成县给成教生带课。陇南，甘肃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成县，即当年杜甫避乱入蜀时经过的“同谷”，他曾在这里写下著名的《同谷七歌》。县城南面是连绵俊伟的高山，属秦岭西北山脉。著名的“鸡峰山”，举首可见。前天晚上在“农家乐”吃完饭，乘车回宾馆，透过车窗，望见南山廓然幽冥，沐于月辉之下，山势起伏如游龙走蛇，一股神秘之感掠过心头。然而，我不喜欢这脏乱差的县城。中国的县城大抵如此不堪。这不是我心中的家园。我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凋敝，文明的迟滞，以及在别无选择的社会下过着粗陋生活的百姓。历史已然如此，但我们本不该如此。我也不喜欢我所从事的所谓“成人教育”。一天6节课，连续10天，酷热天气，要把宋元明清文学讲授一遍，面对的是对学习兴趣甚少的基层教师，多数是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师，也有几位四五十岁的中学教师，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带着她五岁左右的儿子一起听课，他们的认真和年轻学员的漫不经心让我心情复杂。这是对体力的考验。我考虑着如何能比较取巧地完成任务，我有敷衍的意思。但我们种种的教育形式才是更大的敷衍。我们的国家有太多的掩藏在貌似认真的形式下的大敷衍。生命在相互的敷衍下变得猪狗不如——当然，也有很多人自得其乐。

仲青来短信，问此间何如，我说：“我所看到的现实就是：我们的人配不上山水。”

近期过目电影

赵鲲 — Sat, 21 Jul 2007 11:40:00 +0800

近两月来看过的主要电影：

1、维果（号称电影界的蓝波）的《操行零分》和《尼斯印象》。

2、拉尔斯《黑暗中的舞者》（Bjork主演）。

3、贾樟柯《东》。

4、《红菱艳》（The red shoes)

5、希区柯克《深闺疑云》。

6、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随风而逝》。

7、让·雷诺阿《河》。

其中，贾樟柯的《东》得了今年双年展最佳纪录片奖。这部片子不错，但我觉得还是不够厚。该片围绕画家刘晓东画三峡民工和曼谷妓女展开双层记录。这是“看”与“被看”的关系。刘晓东看民工和妓女，摄像机则同时将民工和妓女及刘晓东如何用绘画表现他们纳入影像记录。这有点类似于当年鲁迅在日本看影片中的中国人看中国人被杀头。就此种多重视角而言，这部片子有些意思。它也许在无意中隐喻了人与世界的多重迷离关系。但，导演肯定有对三峡拆迁工人和曼谷妓女的直接关怀，那卑微、坚韧与美的光辉。民工和妓女，我们社会最底层的男人和女人，同样以肉体的力与美斟取生活的浆液。不到七十分钟的片子被三峡民工和曼谷妓女一分为二，前后截然划为两个单元。唯一贯穿的，是刘晓东用画笔对人物生命的渲染。在纵向上，影片必须透过画家的视角来观照人物；在横向上，影片无法充分地分别展示三峡民工和曼谷妓女的生活。这便无可回避地限制了影片对前后两种题材的深入程度。这是本片在构思上的尴尬之处。

看画家如何故事性地画出生活流中的人物，从而让我们真切地看到现实主义绘画与生活相互间的生命碰撞，是本片的独特之处。但我们的心眼总会自然而然地投向那最朴素本然的生活本身，那些浑然的人物。这部电影对民工和妓女的开掘其实远不够深入，尤其是那些妓女，虽然，影片中出现了一群女子或躺或坐或立轻声吟唱一首优美的情歌的动人场景，还有，那位长得很靓的女子在被拍照时清倩迷人的笑，但那只是妓女生活的一点小插曲而已，犹如一块被拉开了小小一角的深暗的窗帷。她们是黑暗中的花朵，我们远远不了解妓女，只有她们自己了解自己。

以我为主、惟我独尊——李白个性的根本生发点( 一）

赵鲲 — Tue, 10 Jul 2007 18:14:00 +0800

《以我为主、惟我独尊——李白个性的根本生发点》是我上研二（25岁）时写的一篇论文，在电脑中闲置五年了。近期，刚刚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夏之卷）中刊出。特布于此，望方家指正。

摘要：目前学界对李白个性思想的研究多停留于对其个性张扬，思想驳杂的现象性描述上，而很少有人追问：李白之所以有如此驳杂的思想及精神风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笔者通过对李白“我即英雄”、“我即仙人”的意识，诸子百家，为我所用的思想态度，及“物我泯一” 的生命哲学的考察分析，认为“以我为主，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是其个性心理的根本生发点。而此种心理的成因，则是自负与自卑相混合的产物。李白的“自卑感”，主要来自其受歧视的家世。以上观点，对于更深层地认识李白或许不无意义。

关键词：李白；个性；以我为主；唯我独尊

毫无疑问，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奇情异彩，最有个性的人物之一。李白以狂浪纵恣，摆去一切束缚的作风挟其豪放飘逸的诗篇，令当时及无数后人为之神动心折。他一方面有强烈的入世念头，欲成帝王之业，另一方面又不断幻想着成仙得道洒然而去。李白的思想有时是道，有时是儒，有时又是一派侠客浪子作风，这么多看来很不和谐的因素是如何集合在他身上的？与其复杂的思想相应的是李白极其独特的个性——狂放、自负、傲岸、率真、洒脱、叛逆，这些词都可以用来形容李白的个性风度，但这些情态背后的根本生发点是什么？一个人的思想与其个性大有关系。目前学界对李白思想个性的研究，似乎更多地是停留在对其思想驳杂，个性张扬的现象性描述上，而我们现在要追问的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李白之所以有如此驳杂的思想及精神风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我以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李白的自我意识的洞察。李白是个自我意识极其强烈的人，他的诗中有强烈的“我”的色彩，如“李白与尔同死生”，连“我”的名字都跳了出来；再如“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登太白峰》），一种俯视一切，以我统摄一切的气息扑面而来。李白的观物态度是以“我”统摄一切，物皆着我之色彩。他的自我形象始终是一个“大我”的形象，他心目中的自我不但超越人间一切凡人，而且也超越天上神仙，其自我形象甚至大到“天为容，道为貌”的地步，这已经超乎道家始祖老子所谓“道法自然”的极限。李白一生最大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大而又大的自我。“以我为主，惟我独尊”，这是李白对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基本态度，是其个性的根本生发点，或者说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心理特征。这一点渗透在李白的整个思想意识中，是我们认识李白的“基调”。

一、“以我为主，惟我独尊”个性的表现

李白“以我为主，惟我独尊”的个性，可由四个方面加以说明。首先，李白有一种“我即英雄”，“我即仙人”的自我意识。

李白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入世为英雄，出世则为神仙。李白表白其政治理想的豪言壮语甚多，最典型的是《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一段话。“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李白最钦羡的人是古代的王佐之才，他最想成为的人不是诗人或隐士，而是英雄，即帝王师，其成道成仙之志是以济世之志为前提的。他毕生都做着“风水如见资，投竿佐皇极”（《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的美梦，始终真诚地相信自己有命世之才，他所倾慕的英雄人物全是他自许的对象，“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何时入宣室，更问洛阳才？”（《放后遇恩不沾》），李白相信自己就是英雄，他泯除了“我”和英雄人物之间的界限，如“我隐屠钓下，尔当玉石分”（《赠瑕丘王少府》），在时空错综的诗学思维中，曾为屠人，垂钓渭滨，最终成为周文王之王者师的姜尚被竟被李白替换成了自己。李白似乎从未怀疑过自己的经世之才，直到流放夜郎之后仍然认为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宋中臣自荐表》）。“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催兮力不济”，他将自己的流离坎坷，无所成事归因于时命不济。

从李白表达政治抱负的口气来看，他的理想位置就是“帝王师”。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二册中说：“李白的政治理想是非常抽象的”，[i]这话说得很对。李白有许多表达其政治理想的豪言壮语，但却几乎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可见，李白是个一辈子枕在英雄大梦上从未醒过的人。他以王霸大略自负，崇拜英雄人物，其实就是崇拜他自己。李白在观古代英雄人物时，是把英雄人物纳入了“我”的理想化的心理结构中，英雄人物皆着我之色彩，这正体现了“以我为主”的个性特征，而“我即英雄，英雄即我”的自负，就是“惟我独尊”的表现。

与“我即英雄”的心态相似，李白的游仙诗中的“自我”也极为突出，俨然“我即仙人”。

萧飒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挟两青龙。（《古风》其二十一）

一鹤东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怀仙歌》

仙长叹惊此物，千崖万岭相萦郁。身骑白鹿行飘飘，手翳紫芝笑披拂。（《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

仙人不见我，明月空相知。（《泾川送族弟》卷十八）

麻姑搔背指爪轻。（《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

在李白的神仙想象中，“我”和仙人之间的界限已被泯除，“我”即仙人，至少“我”和仙人之间是平等的。仙人羡慕我的“五云裘”，见“我”来则浩歌相待，不说“我不见仙人”，而说“仙人不见我”，以及“我”支使麻姑搔背等想象，表现出的甚至是高仙人一等的气概，仿佛我不但是仙，而且是“上仙”，如此之“我”，的确高妙得无以复加了。

李白的求仙心理是很复杂的。从社会层面说，他修仙有个明确的目的，即修成像陶宏景、司马承祯，吴筠那样的高道，适时用世，为王者师。以救世济俗为心，遁化长生为迹是李白所信奉的茅山道派的一贯理论。显然，这一目的，李白并未达到。从超越的人性层面说，李白求仙是为了摆脱世俗社会的束缚，求得自我之解放。“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李白心中恒有一个纯洁自由的灵境在时刻吸引着他，而现实偏又使他不得舒展，于是他向往仙境以“挥斥幽愤”的意愿也就愈加强烈。要抵达自由的灵境，就必须超越一切束缚心灵之物，“放心散漫”，如大鹏之逍遥乎天地之间，而大鹏正是李白每以自比的“大我”的象征。大鹏一样的李白不附属于任何圣贤，“谑浪万古贤，以为儿童剧”（《赠友人三首》）；也不附属于王权，“遨游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锁贤”（《玉壶吟》），“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总之，不自由的人间社会容纳不下李白追求绝对自由的心灵，他只好逸出人间而腾入仙界，以“三十六帝之外臣”自居。虽然李白对神仙的追求不无怀疑和失望，但就其对仙道的信仰和追求而言，的确表现出了一种“以我为主，惟我独尊”的意识。

可说明李白“以我为主，惟我独尊”个性的第二点是李白的“齐出处”的思想。

所谓“出”与“处”是横亘在中国古代士人心中的一个大问题。在中国文化中，“处”指入世，“出”指出世，这里的“出世”其实是指脱离政治生活，回归自然，即陶渊明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中国古代，为官行义是知识分子人生的必然指向，舍此几无以体现其人生价值，但“处庙堂之高”，则需以失去心灵的自由任适为代价，“处江湖之远”又心恋魏阙，“出”与“处”永远都是一对矛盾，太白自不例外。但李白有一种很美妙的出处同一，出处在我，由我来主宰命运的思想，笔者姑称之为“齐出处”的思想。

李白在《玉壶吟》中说：“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西施宜笑复宜嚬，丑女效之徒累身。”东方朔自称乃避世于朝廷间者，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文选》王康琚《反招隐》诗曰：“小隐隐于薮，大隐隐于市。”李白所崇尚的是一种超脱于出处之形迹，而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即庄子所谓“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境界。他在《赠清漳明府侄聿》中称赞李聿道：“弦歌咏唐尧，脱落隐簪组”（“簪组”代指官）。李白意谓“隐”不必非藏于山林不可，身处官场照样可以隐，“且夫曹官绂冕者，大贤处之，若游青山，卧白云，逍遥偃傲，何适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则清风朗月，河英岳秀，皆为弃物，安得称焉？”（《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熟亭序》），出即处也，处亦出也。隐于山林，借山林之清净以修炼心灵之清净，这还是有所待，并没有“外物”，而隐于簪组，则是有恃于中，无待于外，“心和得天真”。出与处都是道和心的表像、形迹，形虽异而道同。“出处”为粗，“道心”为精，遗粗而取精，故不必拘泥于出处之形迹。

李白多次表达这种“齐出处”的思想。他称赞商山四皓“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商山四皓》），称赞张良“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赠韦秘书子春》），“出处未云殊”即“齐出处”之意。他用闲云的随意舒卷比喻进退自如的人生：“闲云随舒卷，安识心有无？”（《赠丹阳横山周处士惟长》）这种无心的舒卷是在“我”而不在他的——“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残？”（《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在我”，即与外物保持平等，以保持“我”的自由适性。 “吾不凝滞于物，与时推移，出则平交诸侯，遁则以俯视巢、许。朱绂狎我，绿萝未归，恨不得同栖烟林，对坐松月”（《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吾不凝滞于物”，即物物而不物于物，李白和庄子一样，最不喜心为物役。李白以为“惟我为大”，所以他要出处由我而绝不能牵于外物。

第三点，诸子百家，为我所用。

李白的思想驳杂，难以归属，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我们似乎有所忽略的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李白的思想为什么会如此驳杂？我以为其深层心理机制仍在于其“以我为主，惟我独尊”的个性。

李白二十七岁时所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文对他的人生理想有一段最完整、最精彩的表述：

今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乃纠蟠龟息，遁乎次山。仆尝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白云，漱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既而童颜愈春，真气愈茂，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映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青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意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

由此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李白的思想虽驳杂，其要点却不出道、儒二家。他的思想的确以道家为主，其与儒家契合处主要在强烈的用世观念上。

从根本上说，李白的思想以道家为根底，这已是目前李白研究中占压倒性优势的共识，本文不再做具体论述。这里要着力说明的是李白的道家思想是如何与他的其它思想相统一的，从而证明李白个性的根本生发点是“以我为主，惟我独尊”。

道家从老子开始就未曾放弃过用世之念。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后来，庄子“以天下为沉浊”，视功名若敝屣，乃是出于不得已的。秦以后的道家，在西汉演为“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是十分老到诡秘的用世哲学。西晋道教学者葛洪的《抱扑子》分内篇、外篇，内篇讲修道成仙理论，外篇即讲用世之术。南朝陶宏景既为大道士，又是“山中宰相”，其所创茅山道派实以遁化长生为迹，救世济俗为心。这种用世倾向，到唐代则愈加明显。许多人都把用世和求仙视为相辅相成，合而为一的处世方式。比李白略晚的李泌就是出入于道、儒，辅佐了三代帝王的成功的王者师的典型。所以，在“用世”这一点上，儒、道两家虽各有其路数，其用世意识却是完全相通的。从总体上看，道家是“退的哲学”，而儒家则是“进的哲学”。但道家是退中有进，以退为进。李白说他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之前先要隐居山林，纠蟠龟息，服食饵砂而深积厚养，就是典型的道家的“明道若昧”，“以退为进”的思路。

李白是个天生狂放，不喜约束，大气磅礴的人，儒家的正经规矩势不能见容于他。李白有时狂来，甚至“凤歌笑孔丘”，但其实他对孔子十分景慕和同情。“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书怀赠南陵常赞府》）“时命或大谬，仲尼将奈何？”（《经南陵题五松山》）他临死前所作《临路歌》叹曰：“后人得之传次，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以孔子自比，大有“萧条异代不同时”之慨。李白之所以能和孔子契合，在于其与孔子相同的经邦济世的理想。“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这才是李白的真心。李白和孔子都是以用世为“第一义”的。可以说，这种孔子精神强化了李白的用世意识，它与李白的道家思想并不矛盾。李白身上的“儒、仙”合一，并非可奇可怪之事，它是儒、道两种思想本身的相通在李白身上的体现。因为儒、道两家的用世意识，对于李白所要完成的“大我”都是适用的，所以就理所当然地都被李白所摄取了。李白对儒家思想所采取的扬弃态度，去其迂腐板滞，取其济世精神，正是他“以我为主，惟我独尊”的结果。

关于李白任侠的事迹，风采，他的歌颂游侠的诗篇，这里就不做赘叙了。总之，从李白的自述和他人对李白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任侠的兴趣决不亚于求仙，李白是同时以“谪仙人”和“侠客”的面目风流于世的。“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李白之任侠，首先是为了行干谒之目的，以王霸武艺之大略奇气耸动王侯，建功立业。其次，真正的侠士都具有对正统秩序的叛逆意识。他们行侠仗义，我行我素，决不奴颜婢膝，这正极符合李白“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使鼓吹雉子斑曲辞》）的傲岸性格。叛逆这种个性心理，主要来自于后天环境的压制和伤害。李白的叛逆有天性的成分，但也与他的非正统的为当时社会所排挤的家世有很大关系。无论何故，叛逆是一种不屈服，以我为主的姿态。李白是一个把我行我素精神发挥到了相当程度的人，“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天子呼来不上船”，不正是惟我独尊的体现吗？再次，“李太白狂士也”（苏轼《李白碑阴记》），他经常处在求兴奋，求精彩的狂态中。而侠士们“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结客少年场行》）的生活，恰极能快人心意。当李白纵博豪饮，驰马游猎，胸胆为之开张，意气因而风发之时，他绝对是沉醉其中而不顾任何束缚的。“平明拂剑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归”（《赠郭将军》），李白求的就是这种纵恣，豪健，英气勃勃痛快淋漓的生活。他留给后人的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极端的放纵，而放纵正是“以我为主，惟我独尊”使然。

既说到李白的思想、情态，就不能不提及他与纵横家的关系。李白跟深通纵横之术的赵蕤的学习，他的不求小官、不走科举、遍干诸侯、历抵卿相等行为以及《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等文章散发出的浓厚的纵横之士的气息，足以说明他确乎与纵横家颇有关系。纵横家思想是综合了儒、墨、名、法、兵，阴阳等多种思想的“杂家”之学。李白思想的驳杂的确近乎纵横家，但纵横家最关键的之处在于它在吸收了各家思想之后形成的一种纵横捭阖的军事政治应变之术，而这一点李白显然并不具备，他并没有把纵横之术学到手，因此李白不能被归入纵横家。

至于李白和佛教的关系，从李白的诗文中不难得出结论：李白受佛教的影响很浅。李白诗文中涉及佛教的只有五十余首。佛教之旨毕竟与道家相对立，受道家思想影响甚深的李白对佛教只是谈谈而已，决非信仰。李白对佛教的兴趣无非是崇尚其清净超脱罢了，这是浅层次的。

以上便是李白思想的大致情况，虽驳杂却并不怎么矛盾。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淹没他，包办他。因为李白有着极为强烈的自我意识，所以他总是从自己的理想，个性和需要出发来取舍各种思想。譬如，儒和侠一般来说是对立的，但李白对儒家只取其积极用世精神而弃其懦弱拘谨，这就和侠的建功立业精神，狂放豪纵的作风没有任何冲突了。李白的思想以道家为主干，其独特就在于他能够将道、儒、纵横、任侠，各种精神元素杂糅于胸，这一点，实贯穿李白一生。其实，李白并不复杂，也不很深刻，他是丰富。儒、道、侠，纵横等各种思想或精神本身就有相通之处，这是李白能将其杂糅于胸的客观依据，但如果李白没有“以我为主，唯我独尊”的个性，则这种杂糅合并也无以体现。李白总是以“我”来统摄一切，他总是执拗地让外物为“我”服务，而不是萎缩成一个“小我”去迎合外物。

第四，“物我泯一”的生命哲学。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李白是一个极其热爱自然的人，他一生不断开掘大自然的神奇，在自然中沐浴着美的光辉，纳天地之灵气于其胸中，从而得到一种自由任适的生命快乐。

最能反映李白的自然意识的诗是《日出入行》。此诗由“万物兴歇皆自然”的天道推及人道，认为羲和、鲁阳“逆道违天，矫诬实多”，最后他高唱道：“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即意在与自然融为一体，即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之意，其磅礴万物的气概也极为相似。这种“泯一物我”的思想，不外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但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处处有“我”，总体上虽是“主客合一”的，但仍然强调主体性。李白对自然的态度，笼统地看，也是“天人合一“的路子，但李白在自然面前的自我感很强，在他对自然的观照中，经常有一个大大的”我“的形象屹立在天地之间，如“黄河万里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仿佛自然只是他的一部分。“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与“阳春”、“大块”相对待的人——李白，人和自然是平等的，和谐的，李白似乎冥冥中觉得自己就是自然之子。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仿佛“吾”想囊括大块就可以囊括大块。李白想具有自然的禀性，使自己成为和大自然平等的，同样大气的存在。“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就是想和自然同体吗？而且即使在天与道面前，也俨然一副以我为主，惟我独尊的口气。

按照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的个性心理学的观点，每个人对生活都有一种整体的态度，个人生活中每种单一的反应都是其整体生活态度的组成部分。由以上分析可见，李白的个性、情态虽然复杂，但无论是对自我，对他人，还是对自然，他都有一个根本的态度——就是“以我为主，惟我独尊”，这是李白个性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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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二册），第236页，人民出版社，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