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虎·西皮流水

[草根夜话] 群体性癫狂

冬虎 — Tue, 13 Mar 2007 08:33:00 +0800

(screen.width-480)){this.width=screen.width-480}else{this.width=image.width}" align=left vspace=10 border=0>在当下的中国, 或许只要有“发财”的消息，便一定会诱使“群体性癫狂”。

曾经一度门可罗雀的基金，自从“去年购买基金的人都赚了”的消息不胫而走, 人们便像吞服了大量兴奋剂似的, 通宵达旦地排队抢购。他(她)们之中的大部分人, 甚至连基金为何物都不清楚。其中不泛白发苍苍的退休老人、温文尔雅的上班白领、以及面带憔色的农民工。他(她)们坚信: 只要拿到了基金，就拿到了“发财”的通行证。

这样的“幸福幻想”是怎么来的? 或者它能持续多久? 迄今没有谁能说得清楚。据说在“两会”上, 著名“经济预言家”林毅夫说:“中国股市不会出现所谓崩盘”，原因是“从长远看，沪市三千点并不是最高，我还觉得还有可能冲击更高点位。”

这样的“预言”, 对于远未达到歇斯底里地步的“炒家”来说, 犹如一曲“福音”。大家于是在激情过后，又开始裸奔了起来。

当然, 中国之大, 总有一两个比较理性的人士, 他们认为: 供求失衡或许才是中国股市乱象的根本原因。因为有统计说, 目前中国A股流通市值才3万亿左右，但中国居民的储蓄已经达16万亿之巨，并且每月以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这还不包括目前最大的储蓄主体——企业储蓄。

很显然, 在投资渠道异常单一的情况下，对于巨大的、投资无门的中国储蓄来说，必然是只能选择“飞蛾扑火”。也就是说, 死是必然的, 不死是偶然的, 沾光是罕见的。

更严重的, 是危险不仅仅只针对个体, 它甚至对于中国也是非常危险的。虽然目前中国股市的晴雨表功能已经逐步恢复，但从中外股市历史看，股市和实体经济的走势，从来都不是亦步亦趋。更多的是, 实体刚刚走一百步，股市就跑了四百多步了。

不过, 据说“官家”己经敏锐地看到了这些问题, 有关部门正在采取积极措施, 多渠道提供“发财”机会,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股市风波。

比如中国共青团最近就准备与外国投资者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为中国的年轻人提供在线扑克游戏。投资者说, 希望能组织起在线扑克和棋艺比赛，并为获胜者提供现金奖励。说白了, 就是为中国的青年提供一个博彩“发财”的机会。

由于共青团被称为执政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所以有说法称，该交易暗示“官家”改变了对待与赌博相关游戏的态度。但这种说法很快被共青团的“小官家”否认了, 称“没这回事”, 并拒绝评论共青团决定投资该合资公司的原因，表示不了解该公司将提供的扑克和其它游戏。

这似乎有点“此地无银”的意思。人们猜测, 传说中的关于“官家”一直在逐渐放宽构成赌博的定义一说，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可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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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夜话] 中国太有财啦

冬虎 — Tue, 13 Mar 2007 08:32:00 +0800

“两会”正酣, 举国热议。据说最靓丽的风景, 当数“民生红包”。有人统计说, 温哥今年的报告, 有三十五次长时间的掌声, 基本都与金钱有关。有外国政要、记者连声称羡: 中国太有财啦, 用钱太方便啦。

那么, 所谓的“民生红包”都发给谁了呢? 大家这几天听下来, 似乎有点明白: 据说“当家的”一致认为, 当下农民最惨, 于是便给了“大头”。其中，支农资金预算达到创纪录的3917亿元，比去年增加520亿元。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235亿元，增加395亿元。另外安排补助资金101亿元, 用于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医疗补助也增加58亿元。

这样的消息, 农民听了自然是高兴的。今天一早, CCTV为了“真实”地反映农民的喜悦心情, 拐弯抹角地找了一位“基层人大代表”采访, 而这位“代表”则以经典的“赵本山小品语言”,为他们镇上一位大爷捎话说:“现在农民好当了，在家种田不缴税了，出门打工不交费了，孩子上学免学费了, 领不到工资还有总理撑腰了！”

人们争相看了剩下的“红包”: 其中有社会保障支出达到2019亿元，增加247亿元。教育奖学金支出由去年的18亿元增加至95亿元, 听说主要是教育部直属的师范类院校将实行免费教育。另外还有诸如注射疫苗增加28亿元等等“小头”。

令国外人士注意的, 还有国防费预算。报告说是3509.21亿元，约合449.4亿美元。这笔钱“官家”专门进行了解释: 一是提高军队人员工资和津贴标准；二是提高军队公务事业费和伙食费标准；三是适度增加装备建设经费, 云云。意思是“不多”、“不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至此, 有“红包”的自然一片叫好, 而没“红包”的则一片叫屈。至于钱是谁的? 谁有资格分配? 谁有资格享用? 以及按什么程序使用? 由什么人监督? 等等这些其实是实现民生的最基本要求和权利, 却似乎无人关注, 或者“不在话下”。

看来, 中国人还是比较追求民主的物质性, 而无遐或不屑民主的本质。不过, 一项政策的出台, 往往不仅是实际政策变化问题，而且是政策话语权问题。因为任何政策的变化, 必然牵涉到利益的重新分配, 而重新分配其实就是谁说了算的问题。

比如说，如果“官家”强调经济发展，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就会处于优先位置；但如果“官家”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那么包括工人、农民、流动人口在内的弱势社会群体的利益就不能被忽视。

正因为这样，人们有理由怀疑, 这回领导层的“亲民”政策, 尽管得到多数社会群体的认同，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比如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 假如对“民生红包”新政策有抵触, 或者触动到地方利益，他们就会变着法子来抵制政策实施。这一点，如果加上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 几乎就要“适得其反”。

事实上, 中国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 己经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内部结构非常牢固, 很难动摇。这也是“官家”在推行一些政策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重要原因。

很显然，既得利益集团之所以强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更是因为他们和各级政府或者政府官员之间的利益关联, 所以有时人们经常看到无奈的“妥协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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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夜话]民生问题的革命性

冬虎 — Tue, 13 Mar 2007 08:31:00 +0800

当下中国的民生问题, 似乎非常“高调”。有一种奇谈认为, 中国的民生其实就是个钱的问题,这可能与此前关于“外汇储备超一万亿”的消息有关。有人天真地呼吁: 全民医保、全民社保、全民福利, 甚至叫嚷着“让精英和草根重新回到同一条船上”…… 等等。

这么一闹腾, 着实把“官家”惊出了冷汗。于是便有“代表”出来解释, 说民生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拿医保来说, 目前要实现“全民医保”还有难度，因为各地、各方面的水平不同。卫生部更是急忙泼冷水说, 新的医改方案出台还没有“时间表”。

人们想起此前同样与民生有关, 被媒体和“砖家”争论的不可开交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所谓“中国倒底有多少公务员”的问题, 焦点是“官民比”、“怎么算”。另一个是所谓“清算原罪”的问题, 焦点是“要不要清算”、“怎么清算”。

关于“官民比”。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而另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内地公务员人数在650万人左右，官民比例为1：198。

按照后一种说法，中国与美国“差不多”。因为美国的政府公务员人数为310万左右，官民比例为1：94。若这样看，中国的官民比例显然是比较“先进”的。

不过，有人驳斥说, 这是一种口径不对的错误比较。美国公务员不仅包括联邦和地方政府中的所有公职人员，还包括公共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甚至为政府工作的医生、工程师、清洁员等都包括在内，工种达数百种之多。如果按照美国的公务员范围界定，中国的公务员人数远不止是650万人。

人们的亲身感受是，中国由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实际上“五花八门”。正统一点的, 有中国党政机关的公务员，和除公务员外，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中的事业编制或者工人编制的准公务员。其次，还有很多行业协会的事业单位人员，学校、医院和科研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以及有行政级别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公务员性质的官员。最大的一块, 还有在县、乡、村基层管理架构中，靠收费和罚款等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

关于“清算原罪”。“官家”的态度似乎很明朗, 就是邓爷爷的“不争论”。据说出面表态“不清算”的, 有胡耀邦之子、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德平，有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刘延东。级别是一级比一级高，态度是一个比一个硬。

人们纳闷, “原罪”与“现罪”倒底在现行法律法规中, 有何区别? 曾几何时，在哪朝哪代,又是由哪位圣贤率先创造的此等逻辑?

人们看到, 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社会各阶层在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社会资源和财富迅速地流向了少数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有统计资料表明，内地50个富豪的资产即相当于5000万农民的1年纯收入，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农民两年的纯收入。

另一份2006年10月17日由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以美元计算，中国大陆共有25万户百万富翁家庭，仅占中国家庭总数0.4％。但是这些家庭所管理的资产额, 却占到了国民财富的70％，且2005年比2004年的增幅高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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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夜话] 关于非政府组织

冬虎 — Tue, 13 Mar 2007 08:30:00 +0800

两会在即, 据说这回叫得比较凶的议题, 是民生问题。CCTV今天报道说, 会还没开, 有关部门就收到了6000多封群众来信, 绝大部分是反映民生状况、意见的。“官家”为了“和谐开好两会”, 也在27日急急地宣布: 中央预拨的106亿元教育经费己经到位, 农村儿童今春可以免费上学了。

这样的好事, 老百姓当然很高兴。但私下里人们还是感觉到“机关”里的“内紧外松”气氛――许多部门和官员都象往年“两会”期间一样, 干起了所谓“严防死守”, 所谓“重点排查”, 甚至所谓“围追堵截”的事情。为什么? 说白了, 就是怕出群体性事件。

前不久, 中国的有关部门公开表示, 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最为突出的问题，并且呈现四个主要特点。第一，重大群体性事件连接发生，涉及面越来越广。第二，经济问题政治化。第三，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第四，境外政治力量涉足中国国内群体事件。

说实话, 这个描述还是比较客观的，反映了中国目前群体性事件的大趋势。人们记得, 在毛爷爷时代，中国是个典型的“运动”社会，“运动”的特点是自上而下。比如“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等。

而改革开放以来，“运动”的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多“运动”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和发生的。只不过因为现今人们不再喜欢“运动”这个伤心词，改用“群体性事件”罢了。

当然, “群体性事件”与“运动”相比较，表现出两个鲜明的不同点。其一是越来越具有政治性; 其二个是越来越超越于政府的控制之外。

一些“群体事件”因为参与者追求经济利益所引发，但最终演变成为对政治利益的追求；另外一些事件表现为参与者对政治利益的直接追求；也有一些事件则表现为参与者通过政治方法或者事件的政治化来达到经济利益。

更麻烦的, 是“非直接利益者”的卷入, 使早先的“群体事件”由政府掌控转变成为各种利益集团掌控。换句话说，政府和很多方面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不相关, 这也是这些年政府努力调控经济社会却成效不大的根本因素。

与此相关联的, 是中国的宗教复兴问题。日前《中国日报》(英文版)发表了上海华东师大两位教授所作的调查, 结果显示中国目前的信教人口大约为3亿，不仅是官方所估人数的三倍，而且信教人口正日益年轻化，大部分人都在40岁以下。

《瞭望》周刊也报道说，在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农村地区，信教人口近年来迅速增加，并且出现了“村村有寺庙”的现象。当地政府官员对此感到极度不安，认为宗教势力正在与“官家”争夺民心，企图“把某某主义抛弃”，因而变成了破坏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

这又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大家从未真正地公开讨论过，自然也没有任何定论。人们一般认为，宗教信仰之所以复兴，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原本的政治理念已经崩溃，传统的道德观也被摧残，结果整个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或者价值观真空。

也有人认为，宗教的复兴是中国社会自由度日益扩大的必然结果，更是社会创伤自我疗治和愈合的重要机能, 不必大惊小怪。

但现实终归让一些人感到后怕――“领导我们事业的组织”, 现在人数只不过7000多万，而信教人口则多达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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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夜话] 失声的自由主义与失意的经济主义

冬虎 — Mon, 05 Mar 2007 08:45:00 +0800

最近一段时间，原本在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的自由主义, 以及在中国经济界“相当管用”的经济主义似乎非议颇多。有人将自由主义的“集体失声”状况, 表述为“这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自身误入歧途的结果”, 而把经济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失意”, 形容为“这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巨大悲哀”。

关于中国的自由主义, 人们一般认为, 中国原本是没有自由主义的, 纯粹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泊来灌输”。只可惜这些个“泊来灌输”的自由主义者很不争气, 一登陆就迷失了方向: 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者过于脱离现实，把现存的制度和权力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又太过于现实，竟然失身成为权贵资本的工具。

如此, 中国的自由主义自然就成了“短命鬼”: 他们既没有在成长之初得到“官家”的许可, 也没有在发展之时得到民众的支持, 似乎己经没有了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空间。

然而, 目前中国改革所出现的问题, 或者说目前中国改革所遭遇的重重困境, 是不是就不需要自由主义了呢? 人们持谨慎观望的态度。

假如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者, 不是只扮演一个反对角色，不是把自身置于权力的对立面，而是强调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并不否认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假如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 不是只顽固坚守“私有产权”、“市场”和“效率”等资本概念, 而是强调贴近民生的社会保障, 并不否认自东向西的倾斜扶持。那么, 他们关于“用制度来制约权力”、关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关于民主自由是第一生产力”等等一系列有效主张, 是不是于中国政治、经济改革实践有益呢?

事实上, 从理论层面来说，没有任何中国领导人能够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但从实践层面，他们所实施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由主义的色彩。邓爷爷说的“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以及“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实践观。而此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或者“市场社会主义”, 其实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实践的很好表述。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虽然也是普世价值，但这种价值只能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开放社会、渐进政治的过程中得到实现。中国自由主义只有告别了过去，投入于中国本身的实践，才能得到重建和重生。

关于中国的经济主义, 有人把它解释为“以不惜一切手段对财富的追求”。经济主义的出现,促使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把思想统一到发展经济上来，也促使中国社会各界把注意力从政治领域引领到经济领域。

最后, 经济主义还很快促使中国社会从一个基于传统非物质因素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到一个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甚至国家管治方式的主体也从意识形态转型为物质利益手段。从此中国社会就不再存在一个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所有的一切都被货币化，物质利益成为唯一的社会乃至政治准则。

当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的沦丧, “涌现”出许多令人发指的“道德裸奔”、“官员腐败”、“世风日下”事件之后, 人们才猛然发现, 意识形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多么的重要。从本质上说，中国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重建意识形态，而是如何重建意识形态、能不能重建意识形态的问题，这远比如何发展经济更为困难、更为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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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夜话] 痛快与痛苦

冬虎 — Thu, 01 Mar 2007 08:46:00 +0800

春节之际, 主流媒体报道了两件“官家”最近干的“痛快之事”: 一则说, 云南富民县的一座秃山被莫名其妙地喷上了绿漆，名曰“快速绿化”。据称, 为此当地“官家”花了47万人民币。另一则说, 耗资11亿4000万人民币兴建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变成了“养蚊子中心”，因为该中心不但每年需要政府补贴近900万元的维修费，而且使用率非常之低, 蚊子丛生。

大家在看了“油漆绿山”照片之后, 不禁感叹其为“天下奇闻”、“中国特色”。不过, 后来人们从当地媒体的进一步追溯才发现，云南富民县的“油漆绿化”,其实不是原创, 而是“学习”来的经验，类似作法早已在深圳、河南等地露过脸。只是当地村民心里很是纳闷：“这些钱用来买树苗搞绿化，可以栽满几座山了！”

相较于云南滑稽荒谬式的“痛快工程”，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显然“高雅”了许多。据说启用约一年半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单单舞台设施设备就烧掉上亿人民币钞票。其冰上舞台更是娇贵，自开张后仅仅用过一次。因为冰上舞台每启用一次，仅耗冰成本就达2万元，最尴尬的是目前中国尚无冰上芭蕾舞团。

另外, 艺术中心的维修费也是个惊人数字。装饰内墙的陶瓷挂片多达15万8000片，最高处达14.8米，全部擦洗一遍就要两个月；4700块玻璃幕墙“外罩”，每洗一次得4万元。单是电费，就占了全部开销的三分之一，平均每天维护成本要9万元……

这样的“痛快”自然平添了民众的“痛苦指数”, 不过在网民大多倾向指责的同时，有学者却认为, 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因为要同国际接轨，所以确实需要一张像样的文化名片。而且剧院是百年大计，设备必须齐全，不能单纯从现实利用去考虑，应该为长远利益着想。

从这个角度看，似乎主要城市的大剧院即使沦为大花瓶也不为过，至少它扮演了充门面的角色。现在的问题是, 一些地方性的剧院也动辄上亿人民币来打造，恐怕就难让人信服了。

比如杭州大剧院，投资9亿元; 宁波大剧院，投资6亿1900万元; 绍兴大剧院，投资3亿1000万元; 东莞大剧院，投资6亿元; 河南艺术中心，投资9亿元; 湖北武汉琴台大剧院，投资10亿元……

10亿元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 有人从民生之教育的角度算了算, 说投10亿元可以新扩建学校200多所，可以新增22万个学位，可以完成400多所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

可见根本的问题, 是谁掌握了纳税人的钱。假若10亿元人民币握在人民手里, 或者握在人民说了算的政府手里, 能办多少减轻民众“痛苦指数”的事。

现实恰恰是, 多少个10亿元人民币, 以制度的强制方式掌握于无须对民众负责的官员手里，因此他们对区区10亿元, 也许就是一个面子而己, 每每无须多虑就可以做出“惊天之举”。至于民生的痛苦, 诸如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和就业难等等, 与他何干?

这再一次驳斥了这样一个常识错误――中国的问题与社会制度无关。人们不解, 为什么总有一些人, 要为解决中国问题设一个姓资姓社的底线, 好像中国人民就只能有这两个姓, 最好永远只有一个姓。只要名义上不改姓, 改什么都可以。而只要名义上谈改姓, 则改什么都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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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夜话] 民主这个老东西

冬虎 — Wed, 14 Feb 2007 09:39:00 +0800

前一段有个叫俞可平的，写了一篇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一时间搅得中国一大群想民主、争民主、玩民主，甚至管民主和假民主的，都跳了出来，纷纷表示“乐观其成”，或者“乐在其中”。有人考证了俞可平的背景，说此人系“万岁”身边的“顶级谋士”，称他既敢大鸣大放说“民主”，且说“是个好东西”，几乎就等于“万岁”同意“中国要民主了”。

人们想想也是，民主这个东西，其实对中国来说，不但是个好东西，而且还实在是个老东西。为什么? 因为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就有人渴望民主、引进民主、争取民主，其间的仁人志士、满腔热血和雄才大略，岂是今天可以比较?

远的不说，单看毛爷爷和邓爷爷两位，过去就是不折不扣的民主斗士。尤其他们早期关于民主的阐述，既使今天看来，也还远远胜过《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采、气派和胆略。

比如毛爷爷就说过这样话:

关于民主政治

“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其实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它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关于党的领导地位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关于新闻自由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其它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关于选举

“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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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夜话] 关于中国责任

冬虎 — Mon, 12 Feb 2007 14:39:00 +0800

据说, 当下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 而且越来越好。市面上现在对中国最流行的说法, 好像是“中国崛起”。或者也有正话反说的, 叫“中国威胁”。有些“洋人”甚至说的更“过瘾”, 比如去年，美国新任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就说“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领袖之一”。而今年伊始，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维克托•托马斯也坚称：“人们需要不断提醒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它们的责任已扩大到整个地球”。

对于“世界领袖”、“超级大国”的称号，国中一些“官人”肯定是很受用的, 只不过碍于实际情况有点“不那个”, 加上老百姓又有些“感觉麻木”, 所以也就只好“内部勉励”了。

当然, 对于中国到底是个什么位子, 以及“洋人”为什么要给“高帽子”, 估计大家也都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比方英国的一个智库前几天说，中国2006年的军费达到了1220亿美元, 己然是“军事大国”。另有西方媒体传说中国歼击机的一个新机种：“歼－14”，不仅说中国正在研制它，而且未来要用它对抗美国最先进的F－22“猛禽”战机。1月31日出版的《简氏防务周刊》，则说中国研制了一种新型巡航导弹“东海－10（DH－10）”。文章称，这种巡航导弹以新型的H－6K轰炸机为发射平台，与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相似。

人们知道, 122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中国当年全部财政预算支出的1/4, 这大概不会有一个中国人会相信这个数字。而网上流传的所谓“中国下一代战机歼－14”的照片, 不过是中国业余军事爱好者用三维动画软件做出的计算机模型。也就是说, 所谓 “歼－14”, 纯粹是忽悠。至于新型巡航导弹“东海－10（DH－10）”, 据说也是“未透露姓名的”台湾军官说的, 而台湾军官几乎可以堪称“谎话军官”。

比方外汇储备, 国内外都在热炒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 “世界第一”。殊不知，数字背后有许多不为普通人知道的事实。

据说2006年，国际上还发生了这样一个笑话。说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滕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呼唤中国马歇尔计划》的文章，建议中国从当前的外汇储备中拨出1500亿美元，放在一个捐赠的账户里，以支持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计划。但是，这位院长大人可能不知, 依据国际贫困人口标准——每天收入不超过1美元，目前中国贫困人口还有1.3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0.4％，占世界绝对贫困人口7.5亿中的18％！

事实上, 西方国家虽然表面上掌握的储备不大, 但他们却普遍实施“藏汇于民”。例如，日本和美国的民间外汇分别是3万多亿美元和9万多亿美元，这些是政府不予过问的。而中国实施的是强制性结汇的金融制度，民间外汇仅约1600亿美元，和日本、美国相比少得可怜。

此外，西方国家都十分重视“藏汇于物”。以石油为例，美国分为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两部分，仅商业储备就够用150天，约有7亿桶，相当于我国2005年石油进口总量的74％。日本的原油储备够用200天。我国的石油储备加上国产油，仅够用20天。

也就是说，中国的所谓“崛起”, 是非常单向面的，充其量也只是经济上的崛起。甚至经济上的崛起, 也只是一种数字游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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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夜话] 保姆式监督

冬虎 — Mon, 12 Feb 2007 14:34:00 +0800

进入2007年, 人们“惊喜”地发现, “官家”似乎对领导干部的“私生活”特别关心。1月22日至29日，“顶级喉舌”《人民日报》以“官家”倡导的“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为题, 连续发表了8篇社论，这种规模在《人民日报》的历史上恐怕也不多见。

据说, 这次逼“官家”下“狠手”的, 是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严重违纪案件的曝光。当邱晓华“涉嫌重婚罪”的消息一经披露，那些无法“吃上葡萄”, 或者尚未“吃上葡萄”的人们, 再也无法忍受“精英生活”的巨大打击, 纷纷要求“杀一儆百”。

于是, 便有了“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有人据此认为，中国已经开始将官员的“生活细节”纳入反腐视野。有学者甚至猜测，“官家”对邱晓华的处理, 可能成为对官员包养情妇的处理模式，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官员以“重婚罪”落马。

人们接下来便看到一些具体的东东：比如北京市就在“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讲话发表的第二天, 率先搞了个《〈关于党员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实施办法》，其中规定：本市副处以上(含副处)党员领导干部本人的婚姻变化应当向组织申报。

辽宁省更绝, 搞了个《辽宁省省级党政机关资产配置管理暂行办法》，其中对包括省级领导在内的机关干部的办公室面积、装修及设备配置作出了明确规定。比如省级正职每人使用面积70平方米，副职52平方米；厅级正职30平方米，副职22平方米；处级15平方米，处级以下8平方米。并规定，领导干部办公室装修标准为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不超过450元; 办公室的家具配置分别不能超过2.3万元、1.4万元、7400元、3050元。甚至对领导干部办公桌的长、宽、高也制定了标准，比如，处级干部办公桌主台长1.6米、宽0.7米、高0.76米，副台长1.2米、宽0.45米、高0.7米。真所谓细节到家, “用心良苦”。

人们预测, 照此逻辑, 中国的领导干部有可能按幼儿园“小朋友”的规格, 进行“保姆式监督”,“官家”会告诫他们：应该坐什么样的车、应该吃什么样的菜、应该喝什么样的酒, 以及应该娶一个妻、应该拿一份薪、应该上一个床。当然, 更细一点的, 还有不要收受礼金及各类有价证券、不要到基层报销自己消费的发票、不要接受异性按摩、不要嫖娼赌博……等等等等。

夸张一点思考, 今后领导干部洗脸水的水温应该是多少度、水量应该是多少升, 以及蹲厕所应该用什么坐便器、具体应该蹲多长时间, 也是不可忽视的“生活细节”, 也完全必要“纳入视野”, 定个标准, 以防腐败发生。

不过，即便如斯, 人们还是放心不下。因为人们从新闻媒体上看到，被揭露出来的贪官不仅大搞婚外恋、养小蜜、包二奶，而且堕落到明目张胆地嫖娼狎妓的地步。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不但长期包养情妇，而且嫖娼成性，不管出差到何地，都公开指使身边工作人员“到街上转转，有好的就带回来”。从1989年至2001年7月的12年中，他竟与除老婆之外的107个女人有染，其淫乱的行为遍及大江南北。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先后包养140多个情妇，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有资料显示, 在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 有95%的有情妇，其中“包二奶”的, 就有60%之多。
……

[草根夜话] “人民”与“公民”

冬虎 — Fri, 09 Feb 2007 10:31:00 +0800

由于“种种”原因, 冬虎本想闭嘴休博一段。不想, 只几日功夫, 但见网上“民主呼声”狂起, 一派“五•四”景象, 弄得你欲休不能。

有“清谈之士”调侃说, 此时中国的所谓“民主”, 己经泛滥到几乎要沦为一种“庸俗工具”的地步。比如“评先、评优民主抓阄”, 比如“基层组织民主海选”, 比如“超女式民主短信、民主网评”等等, 一眼望去, “中国多么的民主”。有人哀叹:“该民主出现的地方，每每是民主的缺位；与民主无甚关联的事儿，却要假民主之名而行”。

这或许也是中国特色吧? 或者形式主义? 或者实用主义? 或者拿来主义? 要么干脆就是“新国粹”?

当然, 内容“深刻”一点的东西也有。比如关于“人民”与“公民”, 据说就有“更民主的解释”: “人民”这一概念是与“敌人”相对应的，具有理论上的阶层歧视性、模糊虚伪性, 以及实践上的政府工具性和不稳定性。而“公民”这一概念, 则是一个法律概念，指的是具有一国国籍的自然人。它对应的是作为个体的公民权, 是超越阶级的、平等的，代表了一种普世价值对于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关怀。

因此, “中国人民”当下的宪政追求，就是要致力于将“人民”彻底从宪法中驱逐，而以“公民”取代之。徜如法遵循, 则“中国公民”拥有的基本权利, 包括平等权，政治权利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等等, 均可“搞掂”。

更妙的是, 13亿“人民”改了“公民”之后, 中国便成了“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里，国家政权的所有者自然就成了全体公民的, 而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各级政府官员也自然没有了特权。最来劲的, 是一旦“人民”改了“公民”, “公民”总算有了广泛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他们有言论与出版自由, 有集会结社自由, 有游行示威自由, 有选举与被选举的自由, 他们甚至除了服从宪法以外, 就不必屈从任何人或任何组织，进而完全可以依据自主的意愿更换执政者。

这让人不由地对照起尴尬的现实：“少数人”的权力至高无上，它们是国家政权和军队的所有者。“少数人”要我们高举什么, 我们就必须高举什么。“少数人”要我们选举哪个, 我们就必须选举哪个。“少数人”要我们“保持一致”, 我们就必须“保持一致”。总之, 你别无选择, 或者你无法选择, 或者你不敢选择。

此等的现实, 不知“公民社会”的幻想家们, 能用什么法子让至高无上的“少数人”接受他们关于“人民”改“公民”的理论。或许来一次全民短信? 或许来一次全民网评? 人们难以想像。所幸的是, 毕竟民主的声音越来越响了, 专制的东西越来越为大多数人所愤懑了, 这或许便是历史的潮流?

[草根夜话] 保姆式监督

冬虎 — Fri, 09 Feb 2007 10:30:00 +0800

[草根夜话]关于政治良心

冬虎 — Wed, 31 Jan 2007 09:28:00 +0800

做人是要讲良心的，这一点中国的老百姓普遍认同。至于“官家”，人们似乎不但要求他(她)们有普通百姓的一般良心，还要求他(她)们具有历史赋予和要求的政治良心。

那么, 当下中国需要怎样的政治良心呢？说起来很简单，这便是拿出勇气“让《宪法》真正运作起来!”

有人不解，《宪法》不是写在那里吗？还要怎样？难道又要修改不成?

其实不然。《宪法》固然写在那里, 但经过“文革”的浩劫，经过“改革”的磨砺，中国的老百姓并没有感受到《宪法》的作用, 他们至少没有如《宪法》规定的享有“八大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和人身自由), 他们甚至没有如《宪法》规定的完整的财产权。

毛爷爷的“革命”,让中国结束了百年屈辱, 但无可回避的是，此后的“继续革命”, 却又让中国陷入动乱。而邓爷爷的“改革”,虽然让财富在中国涌动，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改善, 但同样无可回避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以及“不管白猫黑猫”, 也使中国有了两极分化。

也就是说，“革命”是以暴力方式推进的, 这是无奈的必选。而“继续革命”和“改革”则是在很长时间以违宪方式推进的。这据说是必须的，但确实又是“实用主义”的。长此以往，中国必然出现道义和政治的双重危机, 此时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人心思治, 此时的民众比任何时候都更愿意看到“《宪法》大治”。于是, 便需要政治良心了。

比如我们有没有良心进行“实质性立宪”：即全民（包括执政者）就公民权利以公权力性质、构成及其行使，再次达成契约。民众认可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公民权利得到全面认可和保障。

比如我们有没有良心在政治上“还权”，而不是“放权”。因为“放权”是“赐予”, 可以随时更改。而“还权”是“归还”，不可随便收回。

比如我们有没有良心将本属人民的财产归还人民，将本属农民的土地归还农民，将本属工人的资产归还工人。

还比如，我们有没有良心正视民主制度，吸收它的普世价值，去除它的虚浮成份。我们能不能扔掉“西化”、“自由化”的大棒，冷静地想一想：马克思是哪里人？自由有什么不好？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甚至比如，我们有没有良心正视当年毛爷爷在延安时期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实行民主政体。

进而我们敢不敢纠正关于“民主”以及“三权分立”的一些误解：其一、民主不是为民做主，而是由民做主。其二、“三权分主”既不姓“资”也不名“西”，而是无名无姓无阶级的治国工具，它的本质仅仅是权力制衡。其三、中国人民和大多数国家人民一样, 应该有权以有秩序的方式选举官员、罢免官员、监督官员。中国的各级官员，应该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上司负责。

如斯等等，中国的民众寄愿望于胡哥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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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夜话]安得广厦?

冬虎 — Mon, 29 Jan 2007 16:13:00 +0800

在中国说真话比较难, 这一点甚至在博客圈也感同身受。前几日冬虎写了一篇题为《防臭屁内裤与防腐败新招》的博文, 只不过说了句“中国腐败问题之源头不在操作制度, 而在根本制度。解决的办法也再简单不过, 那就是还政于民, 实行真正的民主和法制”的话。不想竟有个叫“dimension”的, 在评语中指责: “你这简直就是反动了，什么还政于民，不想活了？”

这让人想起罗斯福倡导的四大自由，其中之一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就中国而言，最大的恐惧，莫过于讲真话的恐惧。换句话说, 讲真话的自由，乃是中国第一位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先决条件。

当下中国的成绩多多, 但问题同样多多。对于成绩, “千古”与“伟大”自不必说。而对于问题, “官家”、“先富”和一些握有话语权的学者们, 则总是喜欢将它描绘的极其复杂, 动不动就是“系统工程”, 要不就是“长期存在”。其中的猫腻, 可谓路人皆知。

拿老百姓热议的房价问题来说, 人们就深感“没有一句真话”。据说在2006年，中国主流的经济学家没有少被口水和冷眼淹没过，本土老百姓骂，连外国经济学家也挖苦。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学家鲜有站在穷人的立场说话的，纵使有那么一两个，其话语权也岌岌可危。

前几日, 听说又有近百名国内经济学家在一项“最新调查”中放出话来，说今年的房价还将继续上涨。这下把想房的老百姓气的，恨了地产商没良心赚钱，又恨“官家”宏观调控政策“一箩筐”没鸟用，甚至连区长也买不起房。最恨的要数经济学家了，大家一致认为, 他们的屁股坐得太明显, 嘴巴“太乌鸦”。

为什么房价的“坚船利炮”如此坚不可摧？理论上说，经济学家认为房价涨或者跌都不“神奇”，真正“神奇”的是这些一边倒的预言一次次比宏观政策更精准更“无可辩驳”。这不得不让人深深地忧虑：这些精准的经济学家的预言, 其逻辑和背景，是不是与地产商同出一脉呢？

于是人们开始寻找解脱和出路。有一种解脱类似“阿Q哲学”, 他们索性认为中国的房子，其实是不断贬值的, 完全不值得买。理由是根据中国的法律，房屋的产权分两部分，一是土地的使用权，二是房子的所有权，并且因为房屋是建在土地之上的，所以房屋与土地不可分割，要出售，一起出售，要抵押，一起抵押。恰恰中国房产的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并且这个土地使用权还是有期限的。所以对大多数只有一套商品房的中国人来说, 它们的房屋土地价值是上涨了，而房屋实体却是老化贬值的。也就是说土地涨了, 是国家的，房屋贬了, 是自己的。如此情况, 难道你还买房吗？

有一种出路说是“个人合作建房”。据说年前，“个人合作建房运动”在温州率先突破瓶颈，顺利拿到了土地。不过随后，温州房管局公开表态，认为个人合作建房“有一些做法是违规的，有些地方涉嫌欺诈”。这一下子又将人们心头升腾起的那点希望浇灭了。

有人例举了“个人合作建房”的四大问题: 拿地问题、资金问题、成本问题和质量问题, 一家伙就把“个人合作建房”掐死在了萌芽状态。大家看了看市面上所谓成功的“个人合作建房”, 基本上是“组织”变成了企业，“发起人”变成了企业老板，有的已经哗变成了团购、加盟甚至纯粹的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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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夜话]众妙之门

冬虎 — Fri, 26 Jan 2007 09:19:00 +0800

中国有个圣人叫老子, 写过一部《道德经》, 第一章第一句大约是这样写的: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若“白话”过来, 意思是说: “道, 只可意会, 不能言传, 如果能用语言阐述出来, 就不是永恒的道; 名, 可以用来指称事物, 但指称事物的名并不代表事物本身”。

这似乎还是比较费解, 不过, 若允许用现今中国社会之“普遍真理”来解释, 可能人人便知: 道, 就是“潜规则”, 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如果说了出来, 就不再是永恒的“潜规则”了。名, 就是“主流意识”, 或“主流”指称的事物, 它并不代表主流的意思, 也不代表主流真是这样, 或愿意这样。

举例来说, 比如进入2007年, 一些企业开始发现，在投资、收购或申请许可等方面, 通过审批的速度突然慢了下来，而且比以往更困难，地方政府也似乎变得更谨慎了, 整个中国的政界俨然生出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气氛。

这是什么情况呢? 人们“潜规则”了一下, 发现原来是“十七大”要在今年召开, 此时各种利益团体和决策人士均在会前酝酿阶段纷纷调整战略，“低调”己经成为“主旋律”, 大家都有点屏息以待，不敢贸然行事, 以免“局势明朗”以后发现不妥而后悔。如此, 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2007年要想做成某些事难度可能会比较大。

比如拖延了13年之久的土地增值税终于说要开征了，这看上去似乎显示“官家”对过热的房地产要下决心调控了。不过，这边厢税还未征, 那边厢却报说, 中国已经出现粮油等民生要素的显性涨价。

这显然是典型的“名可名, 非常名”。因为人们知道, 进入2006年秋天以来，中国大中城市的面粉、食用油就开始涨价。有人“名”其为海外粮食价格上涨导致，也有人“名”其为粮食期货赔本造成, 还有人“名”其为宏观调控不力、结构性危机等等，事实上, 大家心里明白, 此“名”的本象, 乃是大量腐败所致, 是腐败官员、无良学者和行贿商人组成的贪腐“铁三角”一手导演的。

比如“官家”宣布从2007年起，大幅度放宽驻华境外媒体的采访限制，但人们似乎并没有感到这一新措施有什么改变。拿上海来说, 关系到上海市政治、形象与地位，以及关系到市领导的事件与事务，上海媒体仍然很少有发挥的空间。人们常见的, 还是上海新华分社、或上海市相关部门提供的、一字一句都经斟酌的统一稿。驻沪的百多家境外媒体，当然在采访时听得最多的, 还是“不清楚情况”的标准答案。

很有意思的是广东省, 提出不能只满足作为经济大省，还要建设“文化大省”，成为“传媒大省”。于是，近年来深圳、中山先后开设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并邀请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人员主讲。

据说前几日，广东省委宣传部还公布了从省政府到各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助理的姓名和办公室电话号码。只可惜名单上没附上发言人的手机号码，表明广东当局只在办公时间内接受记者查询。

即便如此, 遇到记者要求证有关事件的时候，人家还是会用“发言人在开会”或“发言人都出去了”为由搪塞。你要发言人的手机号码不可得，你留给对方自己的手机号码，对方也不回电。总之，就是要让你一筹莫展。由此可见, 所谓的“行政透明化”，象征意义大过实质意义。

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玄妙: 说了, 不一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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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夜话]防臭屁内裤与防腐败新招

冬虎 — Thu, 25 Jan 2007 09:39:00 +0800

(screen.width-480)){this.width=screen.width-480}else{this.width=image.width}" align=left vspace=10 border=0>据说英国有一家公司近日发明了一款防臭屁内裤，内裤中有多层可替换过滤网，是由毡、活性碳和玻璃纤维羊毛制造。整条内裤由密气布料制造，腰间和裤管位置有弹性布料紧紧密封，确保不会“漏气”。

这样的发明虽然有点搞笑, 却也不乏同类。比如最近“官家”为了防止官员腐败, 就出台了一系列类似“防臭屁内裤”式的新招。诸如“干部家属从业登记制”、“干部‘生活圈’禁区”以及“倡导领导干部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等等, 招招都透着防“漏气”的搞笑。

(screen.width-480)){this.width=screen.width-480}else{this.width=image.width}" align=left vspace=10 border=0>不想此等搞笑, 却大行其道, 有人贩卖, 有人叫好。听说湖南省委就规定领导干部家属从业情况要进行登记；而广东省则要求领导干部注意纯洁社交圈、净化生活圈；司法部更是提出，2007年将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的监督检查。一时间, “内裤紧俏”。

有“防腐专家”立马叫好，说多年来，我们对领导干部的“家事”一直难以监督，怕“干扰隐私”，其结果是一些领导干部家庭前院后院屡屡“起火”，酿成的灾难直到当事人进了牢狱才痛悔不己。“干部家属从业登记制” 、“干部‘生活圈’禁区”等措施, 走出了一条源头防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子。

(screen.width-480)){this.width=screen.width-480}else{this.width=image.width}" align=left vspace=10 border=0>看来, 中国的领导干部人人配穿“防臭屁内裤”己成定局。只是人们疑惑, 此类招数过去屡试不爽, 现在重新翻出来, 配上“全新标签”, 就又能管用?

如此，可能只好让中国民众再看一回闹剧了。因为此时无论“官家”还是民众, 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 中国腐败问题之源头不在操作制度, 而在根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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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夜话] 真实的谎言

冬虎 — Tue, 23 Jan 2007 10:25:00 +0800

1月16日晚，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上悄然出现了一则《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通知》, 人们原以为这再正常不过了, 不想竟引发次日沪深两市地产股全线下跌。截至闭市，共计62只下跌，26只跌停。据说该“政策”实际早在13年前就颁发, 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未实行。有媒体称, “官家”对延迟了13年后才实行的“政策”, 仍然引发市场震荡, 着实有点“始料未及”。

明眼人看出, 这项被称为“土地税征缴方案”的政策，其实是被逼出来的。因为听说当下“官家”对房地产有些“恼火”, 说连连下的“治理猛药”, 不但毫无效果, 而且还引来百姓们对房价升的“口水飞溅”, 甚至有人对“官家”执政能力也提出“诸多质疑”, 好不“和谐”。

这样“官家”才下了“狠心”, 决定从2007年2月1日起，开展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土地增值税进行清算，正式征收30%-60%不等的土地增值税。人们一查, 乖乖, 看似“张牙舞爪”的所谓“清算”, 并不是什么“新药”, 而是13年前的一味“陈药”。即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那时规定的征收时间是从1994年开始。

后来《条例》并未实施, 最“真实的谎言”是说“有困难”。据说当初大家都觉得只有房地产才能出“政绩”, 所以都感到“重要”, 觉得“薄弱”, 需要“扶持”, 于是就对《条例》有了“变通”: 首先是对1994年1月1日前签订开发及转让合同的房地产土地增值税实行免征。而后拖到1998年，财政部又进一步将免征政策延长至2000年底。

到2001年，“官家”本打算“彻底恢复”征收土地增值税，却因有人提出没有配套的成本核算办法及严格征缴时限等“技术原因”，又将征收“变通”为“预征”，即大部分地区按预销商品房收入1%-2%的比例缴纳。这意味着，对房地产企业销售利润率的预先认定只有3%-6%，远低于实际所应征缴数额。如此这般闹到最后, 便有了13年的“查无此文”。

那么这次所谓“13年的清算”, 会不会是真的呢? 或者说会不会有效呢? 人们有点怀疑, 又有点木纳, 因为各种消息似乎来的非常地“不对称”。有人说, 如该《清算通知》得以严格执行，未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成本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利润空间将有所减少, 这会给房地产业以“重创”, 效果甚至超过“国六条”系列调控政策的出台。

也有人说，过去土地增值税征收困难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很难确定开发商的实际成本，现在这个难题仍然存在。扣除项目内包含的房地产开发成本名目繁多，开发商在20%左右的范围内做大成本的可能性比较大。也就是说, 开发商完全可以用再次提价并同时将成本“做上去”的办法，让“清算”再次“没鸟用”。

宏观一点的分析也认为，对大一点的房地产上市公司来说，由于他们预留的专项资金很足，加上大多数普通住宅项目的毛利率在59%以下，均可免征土地增值税, 因而负面影响较小。相反，对中小房地产企业, 特别是以商业地产为主营业务的企业而言，此次“清算”无疑对其资金链造成潜在威胁, 将加重中小开发商资金不足的问题，受冲击较大。

这几乎印证了一个现今中国执政的经典现象: 所有的政策、法规都可以“变通”, 都可以成为“真实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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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夜话] 包养中国的若干开支

冬虎 — Thu, 18 Jan 2007 08:56:00 +0800

最近, 人们从央行最新发布的数据得知，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余额突破了一万亿美元大关，达到了10663亿美元，同比增长三成多，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于是就有人很高兴, 盘算着“怎么用”, 担心着“多不多”, 甚至猜测着“老百姓有什么好处”。

关于“怎么用”, 有“内部”消息称，鉴于黄金被视为对冲美元汇率走低风险的一种工具，中国政府将考虑是否买入黄金。据说此前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债券、外币存款等，或存放在国外的大银行，有人估计有将近2／3购买了美国的政府债券。

关于“多不多”,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早在去年10月就说：“已经够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周小川的言语可以解读为，中央政府已确定自己需要留出传统意义外汇储备的数额，作为对冲金融风险的国家保险基金。

关于“老百姓有什么好处”, 有人泼冷水说, 至少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影响下，国际热钱涌入引起外汇储备增加，将导致中国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还有一种更“残忍”的说法，说老百姓这次并不能直接享受大规模外汇储备的什么好处，甚至相反, 有时外汇储备增加可能还会给百姓生活带来不利影响。

为什么呢? 有人列了几笔中国的“硬开销”, 说开销明显比外汇储备增长的快, 而且是“必需”的。换句话说, 就是中国的老百姓由于“被迫包养”了一大批“公家的人”, 且大都可以自收自支、数目极大, 所以即使“多攒了银子”, 也很难花到自已身上。

那么, 老百姓“包养”的“公家人”到底有多少? 这些人每年又要花销多少银子呢?

据说在中国可以叫“干部”的人很多很多, 以至不好统计。有人单统了统“正规”一点的, “紧一点算”也在3500万人以上。至于开销, 说是这些年来, 单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和村民交费列支的供养费用就高达15000亿元，若加上公安和武装警察的1500亿，达16500 亿元，占每年ＧＤＰ的15％--20％之间, 占整个国家总支出的40％左右。

另据国家审计局李金华披露：2005年，中央政府对20个省（区、市）划拨财政转移支付款7733亿元，可纳入地方预算因而在名义上可以接受地方人大监督的转移支付款不足半数。也就是说，至少有4000亿元巨额资金在“体外循环”，被层层截留、挪用、挥霍甚至因贪污腐败而不知所终，这中间还不包括早被人们视作正常的“跑、冒、滴、漏”。

此外, 中国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也是“一流水平”，仅2005年, 三项加起来就高达60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全民义务教育投入的5倍。

与如此之高的行政成本相对照的, 则是中国的税负和老百姓享受的服务。在税负上, 《福布斯》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调查显示，中国的总指数为160，全球列第二位。国内资料显示，国民经济ＧＤＰ的实际税负已经高达32．55％，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18—25％的税负相比，国内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村民等普通老百姓的负担己十分沉重。

在服务上, 老百姓享受的也十分有限：资料显示，中国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事关公民切实利益的支出，只占财政总支出的25％（而美国则占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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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夜话] 傍大款与趟混水

冬虎 — Tue, 16 Jan 2007 08:56:00 +0800

如今的中国据说有两拨“精英”, 一拨是爱“傍大款”的各级高官, 一拨是爱“趟混水”的各类专家。

关于“傍大款”的各级高官, 自然是有很多的“经典”人物和故事。人们注意到，近些年来，几乎每个被查处的贪腐高官背面，都有大款和商人的影子，都有权钱交易的勾当。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武龙、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等一批省级高官的违法违纪均跳不出官商勾结的陷阱。这些官员“傍大款”，与商人称兄道弟，早就被民众讥为“走狗”。

其实，一些“大款”在用金钱将高官“拉下水”后，内心里并不拿高官当“人”看，如原四川省简阳市市长王善武在傍上当地一个“大款”——某石化简阳销售公司张经理后，此张经理在一次宴会上竟公开说：“简阳市谁最大？王善武最大。但只要我一个传呼，他会像狗一样跑来。”并当场试验，果然，王善武稍后即驱车而至。

针对高官“傍大款”问题，这几日听说高层有了“警惕”, “最高最新指示”说, 未来中央会将高官的生活细节纳入反腐视野。具体办法是在考察任用干部工作中，会对德、能、勤、绩、廉进行全面考察，包括高官的娱乐圈、亲属圈、社交圈，主要查看高官到什么样的娱乐场所，交什么样的朋友，防止官员考察失真和“带病”提拔。

人们窃笑, 此类警惕和办法, 不是“老三篇”吗? 难道它从前没管上用, 今天又拿出来重念一遍, 就能管用?

关于“趟混水”的各类专家, 自然也是有很多“权威”代表。比如厉以宁, 比如何祚庥, 早先都有引发全社会的“趟混水”言论。象所谓“中国人仇富论”, 所谓“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等等, 均被人们推为“经典”。

“趟混水”的好处, 就是让此类专家始终保持高人一等和人气不绝。所以, 中国就不断有些近乎“朽木之年”的专家, 眼见“人老理穷”, 就索性“趟一回混水”, 干起了混淆视听、捞取名利的勾当。

这几天人们就听到, 有个叫茅于轼的, 在某基金募捐会上，面对上百位房地产开发商，发表了他关于中国房地产的几个“比较有把握的观点”: “住房不公平很难改变”;“经济适用房这条路走错了”;“经济适用房是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帮中高收入者置业没道理”等等。

茅于轼认为，如果大多数老百姓都能买得起房，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收入提高到了这个水平，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政府再靠政策帮助也是枉然。政府用大多数人缴的钱帮助大多数人买房，岂不多此一举。

茅于轼还呼吁社会消除对企业家的偏见，他说，解放后我们有很多坏毛病，第一个坏毛病就是仇富。要把仇富的心理消除掉，要公认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人。改革以前，是工人农民创造财富，工人农民由党来领导。改革以后，多了一个企业家，财富就10倍地创造出来了。这个财富是怎么创造的？不是农民的作用，不是工人的作用，而是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的特点是什么？他做的事都是和政府商量着办，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这样的言论, 几乎闹翻了人们的正常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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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夜话] 切身利益的内涵

冬虎 — Sat, 13 Jan 2007 17:02:00 +0800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老祖宗”说了很多, 也很全面。可是要落到行动上, 却只有“温饱”可言。用“官家”的语言, 则是所谓“切身利益”。

很显然, 这个“切身利益”指的仅仅是诸如就业、收入分配、出行、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经济利益, 而其他诸如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切身利益”, 则被“忽视”掉了。

大家知道, 经济利益是一个人的基本利益，对于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极为重要。然而，在现代文明社会，一个人的基本利益并不局限于经济利益，它还包括政治权益、社会权益和文化权益等多方面利益。政治权益主要是管理公共事务以及各尽其能地实现自我；社会权益一般指作为社会成员应享有的社会福利；创造和享受文化生活则属于文化权益。这些权益对于一个人的全面发展也至为重要。

所以准确地说, “切身利益”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四种权益共同构成的, 也是人们追求“幸福”这个终极目的之根基，四者缺少任何一项都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事实上, 从人的存在意义上说，政治和社会权益比单纯的经济权益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说具有中心地位。

我们已看到，政治和社会权益一定程度的缺乏，已经减损了民众的幸福感。据调查：2006年公众幸福感方面，对健康状况、物质、精神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的满意度均比上年上升，但对“社会和谐”的满意度，却有明显的降低——从30.9%降至22.2%。原因据说有三：一，在一些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决策上，“官家”要么根本不给百姓参与的机会，要么将百姓的意见和建议束之高阁, 缺少尊重民意、倾听民声、集中民智的诚意；二，公众参与民生重大问题决策的渠道畅通，很多“长官”长期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三，在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的事件处理上，“官家”对公众、媒体甚至人大代表的质疑和呼声, 要么装聋作哑，要么遮掩搪塞，要么一意孤行。比如春运票价, “说涨就涨, 说不涨就不涨”。

有人形象地称, 中国的某些人似乎得了“民主恐惧症”。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世界上“最完美”的所谓“一言堂”制度的生活，对除此而外的“多言堂”或“多堂言”民主则养成了自觉排斥的本能。因此，此类人等若一听有人鼓吹什么民主，什么自由，自然就要愤慨了。

这不禁令人联想起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目前广为传播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据说俞可平在此篇文章中指出，“即使有再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不完整”。此文一出, 立刻引发人们的遐想: “十七大”临近，思想理论界政治改革思潮涌动，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央要积极推进民主政治?

不料时隔不久, 中央党校对省部级高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的多数高官把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排在了“非常靠后”的位置。可见到底“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早已被生来就接受“民主是个坏东西”的“官人”定了调。此时要突然转调，岂非易事?

看来, 中国永远走不出二律悖反的历史误区: 某种理论一旦成为绝对的强制的官方意志，这种理论就会僵化的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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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夜话］出了事情再说

冬虎 — Fri, 12 Jan 2007 08:39:00 +0800

中国之大, 有很多种比喻方式。比如有人就把中国说成是几千年来举世无双的大型灌溉农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因为世界上有十条大河，却只有长江与黄河不是国际公河。

还有人把中国说成是“政治大屋顶”。因为根据英国经济历史学家麦迪逊（Angus Maddison）统计：从公元50至960年，中国人口是全球的六分之一，1280至1700年上升到四分之一，1820年更是全球三分之一，1995年至今是全球五分之一。也就是说, 今天世界上的两个10亿人口，一个分散在欧洲和美洲的五十多个国家，另一个却收容在中国这个“政治大屋顶”下。

由此可见中国是多么的庞大和复杂, 尤其在科技发达、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中国几乎很难找到一个与百姓无关、与世界无关的政治或经济话题。

所以在中国有“京官难当”、“好事难办”的说法。比如, 建设部于元月9日在网站上发布了一个《关于征求90平方米以下住宅设计要点（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在这个函中，建设部要求小户型面积以90平方米为基数，乘以16个修正系数。系数中除夏热冬冷地区6层以下住宅系数为1，夏热冬暖地区6层以下为0．99外,余者均大于1。以此推算,大部分地区小户型面积标准有所放宽，最高可到约107平方米。

不想此函刚一发出, 便引起巨大反响,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把90平方米放大到107平方米的政策，竟然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被废止了。

建设部给出的解释是，近日发布的《90平方米以下住宅设计要点（征求意见稿）》，不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和建设部文件要求，经研究决定，对《关于征求90平方米以下住宅设计要点（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予以废止。

有人调侃说, 中国的事就是“炒”不得, “90平方米”这件事就是被大家越描越黑的。建设部的本意可能是针对不同地方、不同群体执行“90平方米”政策给一个细则意见, 况且还是“征求意见”, 不想大家竟理解成“朝令夕改”, 甚至责问“连政府说话都没个准，叫我们以后相信谁？”

话说到这个份上, 建设部就不得不“讲政治”了。至于“90平方米”政策是否能够降低购房门槛，满足中低收入购房人的购房要求, 只有等“出了大问题后再说”了。

由此人们又想到铁道部, 想到“春运涨价”。在经过“七年之痒”之后, 今年铁道部终于宣布: 铁路春运各类旅客列车一律不再实行票价上浮，这意味着将有数千万旅客直接受益，他们将因此少花2亿多元。

对于铁道部的这次不涨价，很多人认为是“迟来的春天”。因为过去的几年里，一些法律界人士及人大代表通过诉讼及人大开会时提议案等形式提出反对意见，但最后基本上以失败告终。这次铁道部的决定, 虽然并不代表铁道部承认以往自己的行为是“违法”，但其实际的行动证明了涨价行为的“不合理”。

为什么一些事关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决策, 总是要付出很大代价或遭到强烈反对, 才极不情愿地“出台”呢?

这又回到了政治的层面, 回到了民权、民本和民生。有人认为首要的, 是要解决“敢说话、能说话”的问题。据说前不久河南就有7位学者筹建了一个“新学术俱乐部”, 自认为这个俱乐部将成为河南经济学术界的“发声器”，用“河南声音”影响河南乃至中央的政府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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